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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如做衣 红帮服装设计师杨鹏云的传奇人生

来源:未知 编辑:侠客 时间:2017-11-23
做人如做衣 红帮服装设计师杨鹏云的传奇人生

2013-08-19 06:58:17

来源:中国宁波网

原标题:做人如做衣 红帮服装设计师杨鹏云的传奇人生

杨鹏云受到英国设计师的好评。

  8月15日,杨鹏云老人的遗体告别仪式在杭州殡仪馆举行。

  他安静地躺着,穿着自己设计、裁制的中山装,一如他生前的淡定、从容。

  这位从14岁远赴上海学艺,当年在宁波中山路上开店、名震宁波乃至整个浙江的金龙服装店老板、红帮服装设计师走了,享年96岁。

  但他把自己擅长的书画融入裁缝艺术、全面继承并开创的红帮精神将永远留在人间。

  在杨鹏云的子女眼里,父亲留给他们的,不只是精湛的裁缝技艺。堂堂正正、宽容待人,“做人如做衣”的为人之道,才是给他们的最大遗产。

  1.裁缝之乡走出“红帮传人”

  1931年,上海南京西路,汇丰洋装店。

  14岁的杨鹏云被父亲领着,第一次来到十里洋场上海滩这家颇有名的洋装店。

  “原来衣服可以做成这样!”这个出生在奉化农村,从小见惯了对襟衫、大褶裤、旗袍马褂大衫儿的少年眼睛都看直了。

  杨鹏云1917年出生在奉化西坞杨家溪头村,当年的裁缝之乡,全村一半以上的人都做裁缝,他家也不例外。父亲杨和庆一辈子勤勤恳恳,靠着一手服装手艺养家糊口。

  同村里所有裁缝一样,杨和庆最初也是做“中式裁缝”,就是现在所说的唐装、汉服之类的旗袍马褂大衫儿,都是用缝衣针一针一针缝制而成的衣服。

  上个世纪初,西式裁缝开始在广州、上海等少数大城市的租界出现,杨和庆闻到了“服装革命”的气息,便远离故土,到海参威打工学艺,学会了“踏洋车”(当年对缝纫机的一种说法),开始踏入“红帮裁缝”的行列。

  关于“红帮裁缝”的称谓由来,据说是,因为第一代西式裁缝大多是外国人,这些外国人身上长着“红毛”,本地人就称他们为“红毛佬”、“红毛蛮胚”,为此,将这些裁缝称为“红毛裁缝”、“当红裁缝”,又将跟着这些外国裁缝学习西式服装的统称为“红帮裁缝”。

  红帮裁缝大致分为三派,即罗派、日派和欧美派,当时主要从事西式裁缝的主要是沙俄人、日本人和欧美人。

  学成后,杨和庆又东渡日本,在东京做起“红帮”,不但赚到了更多的钱,还学会了正宗的日派红帮技艺。

  “我的爷爷很有眼光,他看准了有一天西式服装必将取代中式服装。”杨鹏云的长子杨龙飞说。

  在杨龙飞记忆里,爷爷当时的英明选择,也是父亲生前常会念叨的:虽然当时中式裁缝依然一统天下,但随着国门的打开,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涌进了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租界。

  老外笔挺的西装、西裤给呆板的中式衣衫带来了新奇和诱惑,国人也开始效仿,可制作西式衫裤的裁缝非常紧俏,想找个做西装的人非常困难,有的外国人图方便,自己把裁缝带在身边,有的外国裁缝则看准这个商机,跑到租界开店。

  中国人是非常善于模仿和学习的。刚开始,在租界绝大多数是外国裁缝,慢慢地就有了为数不多的中国裁缝,这就是第一代红帮裁缝。

  杨和庆决定外出学艺之后,西式裁缝的春天,来了。

  在中国第一代“红帮裁缝”中,以宁波奉化人居多,杨和庆就是其中之一。他们采取亲带亲、邻带邻、村带村的办法,逐步形成燎原之势,不但发展了宁波地区的西式服装业,并且全面承袭了红帮裁缝的技艺。因此,有人将“红帮裁缝”误读成“奉帮裁缝”,也算是“歪打正着”。

  杨鹏云14岁那年,远在日本学艺的杨和庆特意赶回来,把他送到上海学习西式裁缝。

  他留了下来。

  杨鹏云有时候会和儿孙们提到当年做学徒的辛苦。当时很少有正式学艺的机会,做的大多是一些拉拉风箱、绞绞水布的杂活;为老师傅跑街买香烟、盛饭倒夜壶为常事;有时还需要给师娘带孩子。说学艺,其实只是提供一个环境,让你看师傅是怎么做服装的。

  尽管如此,天资聪明的杨鹏云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对欧美派洋装的技艺和工艺过程了然于胸。

晚年杨鹏云。

杨鹏云的画作。记者王鹏翻拍

  “要宽厚待人,容得了人。人的一生如同做衣服,不同人的性格、体型、文化差异都很大,作为一名裁缝,就要去适应,去理解,不能以自己的个性去对待,要有海量。”

  2.当年金龙服装就像现在的“雅戈尔”

  16岁,杨鹏云学成后回到宁波继承祖业,父亲杨和庆把一生所学手把手全部传授给他,无论是罗派洋服还是日派洋装,杨鹏云裁剪缝纫都运用自如。

  2年后,他和父亲在宁波市灵桥路租了间很小的门面,店名“永和”。虽然地段有点偏,但父子俩手艺好,勤劳,讲诚信,小店的名声很快打响,生意自然非常兴隆。

  没多长时间,父子俩就积累了资金,在中山路租了一处大店面,改为金龙服装店。杨鹏云30岁那年,开始全面掌管服装店经营。

  那是他最好的年月,也是金龙服装店最辉煌的时期。

  孙女杨雪芬告诉记者,当年的“金龙”,可能比现在的“雅戈尔”还有名。爷爷偶尔会讲起一些细节:服装店共三层,一楼做经营场所,接客、打样、出样、陈列样品;二楼三楼为工场,当时有20多个车工;后面有个天井,作为宿舍和厨房。服装店装有玻璃橱窗,这在当时是非常气派的。里面除了陈列样品,还有杨鹏云亲手设计、绘制的样图。

  金龙服装店服装的精工细作,款式的多样,全宁波都无与伦比,宁波的高档西装几乎全由他们包揽。当时宁波赫赫有名的毛懋卿———蒋介石的舅佬所穿的西装全部是在他们店里量身定制的。

  早期的金龙服装店,不光是生产制作服装的地方,也是红帮裁缝交流学习的场所。当时行业中的老师傅,还有上海同行业的裁缝高手一到宁波,就直奔金龙服装店,相互交流、切磋和探讨。说到技术,杨鹏云总是毫无保留。

  同时,金龙服装店还是乡村邻居从乡下来城里谋生的首选落脚点。不管认识不认识,只要说是奉化老家来的,杨鹏云就来者不拒。碰上有困难的,他还免费提供食宿,愿意留下来当学徒的,他也欢迎。不少年轻人就在这里找到了谋生之路。他们学成后跑到上海,有的开店做生意当了老板,有的成了服装店里的大掌柜。金龙服装店虽不是学堂,却也是“桃李满天下”。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在宁波散布鼠疫,宁波特别是江北一带的贫民区,瘟疫四散,大批村民都染上了鼠疫。当时的国民政府为防止瘟疫蔓延,竟要把那些瘟疫患者强拉去焚烧。那段时间,杨鹏云搁下店里的生意,发动组织股东和服装业同行出钱买赈灾物品、药品,进入贫民区救助灾民。

  在杨龙飞的记忆里,父亲不仅是位成功的红帮裁缝,更是一位正直善良,有慈悲情怀的好人。时至今日,他还记得父亲经常教育他们所说的话,“做人要堂堂正正,像所做的衣服一样,穿在身上走起来要正、挺、平、不偏不斜。”

  3.懂书画让他成为“文化裁缝”

  旧时代,在裁缝界,大多数是半文盲,能写自己的名字就算不错了,读过一二年私塾,算是有文化的了,小学文化可说是裁缝中的“知识精英”。

  杨鹏云儿时不但上过私塾,受过美术教育,早有书画功底。在22岁时,他还和一些“公务员”进“战时培训学校”上了高中文化课。这在上个世纪三四十代的裁缝队伍里,算是凤毛麟角,他是全浙江第一人也是唯一的一个!

  从事服装行业后,他将相当一部分精力都花在服装设计上,把纸板排版进行改良,本来一块料做一套服装,到了他手里二块料可裁剪成二套服装,另外还可裁出一套小服,省料省钱,甚受欢迎。

  在那个物资奇缺、厉行节约的年代,“以旧改新”成为时代的一大特色。杨鹏云经过数日冥思苦想和反复实践,他愣是将一件长衫改制成了一套中山装,成为一项创造性的劳动成果,引起了不少的轰动。当时的浙江省轻工业厅还请他去杭州宣讲、示范。

  杨鹏云的名气为他带来了更多的机会。1958年,他被选送到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深造,学习绘画、设计和服装史等课程,同时兼任服装教学教师。

  1961年从北京返回杭州,他每周两次去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学习,直到退休后,他还是以书画为伴。其间,他得到潘天寿、吴茀之、邓白等国画美术大师的指点,书画技艺得以显著提升。

  三年深造期间,他一直在研究中国古代的服装同西装如何更好地融合。当时轻工业部、手工业总联社的领导出席大型活动,包括出国,都点名让他做礼服。

  在那里,他还差点成了大学教授。当时这批学生共53人,年龄大多为30岁至35岁,40岁以上就只有杨鹏云一人。学业临近结束,班主任找到他,说他有服装实践的经历,要他给同学们讲授服装实践课。

  原本是前去学习的学生,一下子要成为给别人授课的老师,杨鹏云有点惶恐,好在他有多年的裁缝经历,之前还在杭州讲过课,他轻松地完成了这个额外任务,而且所授课程颇得学生的好评。

  中央美术学院分管服装系的张仃副院长随后找到他,要他留下来做老师,教服装实践课。张副院长说,学院拟新增服装系,来年开始招生。留下来的话,住房安排在专家楼,按教授级配备。

  这着实让杨鹏云兴奋了好一阵子。大学是他梦寐以求的,现在要到大学当教授,这是他之前想也没想过的好事。可惊喜没多久,这好事就泡汤了。新增专业未获批准,他的教授梦落空了,又回到浙江工艺美术研究所上班,从事全省的服装辅导工作。

  4.阴差阳错的人生遗憾

  他原本以为,这辈子可以就这样静下来好好研究服装,为红帮裁缝的传承与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可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彻底荒废了他的所学。

  这场浩劫,服装界也在劫难逃。曾经流行的连衣裙被认为是修正主义,西装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旗袍更被贴上封建余孽的标签,稍微花哨的衣服被打成“奇装异服”。

  当时人们的穿衣有“老三样”、“老三色”之说。“老三样”指的是干部装、中山装、人民装;“老三色”则指蓝色、灰色和黑色。洗旧的军装、军便装也是很时髦的服装款式,大家争相模仿。在这个年代,杨鹏云的裁缝之路似乎已走到了尽头。

  不仅如此,文革期间,杨鹏云还莫名其妙地成了“反革命”,被带上“高帽”挨批斗。

  当年的情景杨龙飞依然历历在目:父亲戴着“资本家”的牌子,低着头,跪在长条凳上,拳头就像雨点一样落在他的背上、头上。

  这一切,父亲一个人默默承受,上班挨批,下班回来依然笑呵呵的,瞒着全家人,仿佛什么事情也没发生。直到“大字报”贴到家里,母亲才知道出了事。她无法忍受这种冤屈,抑郁成疾,没几年就去世了。

  许多年后,杨龙飞才听父亲说起当年被批的真正原因,那是缘于解放前掌管金龙服装店时出的一桩子事。当时的金龙服装店生意兴隆,来往客人甚多。不知道啥时候,这里成了四明山新四军的一个地下交通秘密联络点。后因有人叛变,这个秘密联络点遭到破坏,多名地下工作者被捕。被蒙在鼓里的杨鹏云也因此遭遇牢狱之灾。几经周折,这才撇清了同自己的关系。

  没想到,20年后,他受其牵连,变成了“反革命”。

  尽管蒙受了不白之冤,杨鹏云坚信自己是清白的,他用豁达对抗着那场荒唐的批斗,最后终于挺过来了。平反后,杨鹏云又“重操旧业”,成了服装厂的技术工人。

  对于那段疯狂的历史,他很少提起。他的理解是,过去了的就让它过去吧,多责备也无益,最重要的是做好以后的事,走好以后的路。

  在杨龙飞的眼里,这是父亲的包容。父亲常说,要宽厚待人,容得了人。人的一生如同做衣服,不同人的性格、体型、文化差异都很大,作为一名裁缝,就要去适应,去理解,不能以自己的个性去对待,要有海量。

  8月13日,杨鹏云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脸上还是那么的慈祥和端庄,这令他的子女们都很宽慰。

  生前,杨鹏云偶有感慨,留下了些许遗憾:他有精湛的红帮技艺,可只在金龙服装店那几年派上了用场。解放后,本该大显身手,可物资紧缺,厉行节约,红帮技艺“无用武之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深造期间,他本有望成为服装界的教授,可最终落空。改革开放后,服装业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可他已是垂暮之年,退休在家。

  但愿到了另一个天地,他不再有任何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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